中國政府近日在斯德哥爾摩重申“絕不靠犧牲生態環境和人民健康來換取經濟增長！”近幾年來，中國政府把環境保護和治理放在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專家認為，這一表態一方面意味著中國政府仍將走環境友好型發展道路，另一方面也說明國內環境治理問題已經刻不容緩，政府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專家稱，環境保護工作是個長期性、需要不斷深化的任務，各級政府應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在發展和環保方面取得平衡。

　　可持續發展已成國家發展客觀需要

　　25日的斯德哥爾摩＋40可持續發展伙伴論壇上，溫家寶總理作出這樣的表態，并不算得上是首次。

　　今年1月在阿聯酋舉辦的世界未來能源峰會上，溫家寶總理就強調，中國在未來幾年內，將逐步改變目前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增加優質化石能源的比重，顯著提高天然氣、核能、可再生能源的供給能力；繼續堅持立足國內的方針，主要依靠本國能源滿足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通過科技創新和體制創新，提高能源加工轉換效率，盡可能減少能源生產和消費過程中溫室氣體和污染物的排放。

　　不僅如此，在“十二五”規劃中，政府對環境保護，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給予高度重視。在業界專家看來，政府對環境保護問題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多次重申，表明我國環境治理問題已經刻不容緩以及國家對環境治理的堅定決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牛鳳瑞認為，溫家寶總理在多次談話中談到環境保護問題，是基于中國發展的客觀進程作出的判斷和思考。近幾年來，隨著環境保護這個話題在中央領導講話和政府文件中，出現頻率不斷加大、語氣的不斷堅定，說明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國家發展的客觀需要。

　　對此，中國環保產業協會副會長于越峰表示認同。他認為，目前中國環境污染問題已經相當嚴重，以前過于依賴資源、以環境破壞為代價的發展方式，已經到了資源環境不可承受、非改不可的地步。

　　于越峰告訴南方日報記者，環境治理一般需要強大的經濟基礎作支撐，國際上慣例是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就可進行環境治理的研究，而我國人均5000美元的GDP，已經有進行環境治理研究的經濟支撐基礎。

　　據于越峰觀察，近幾年來，國家把環境治理和保護問題放在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并逐漸上升到國家重大戰略決策之中。于越峰舉例，在“十二五”規劃中，政府決定拿出GDP的1.5%投入到環境保護中。另外，“十二五”規劃還指出，2015年全國化學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總量均比2010年下降8%；氨氮和氮氧化物排放總量的降幅要達到10%。“相對于‘十一五’規劃，這個任務更加艱巨，代表了國家、中央和各級政府對環境治理和保護的堅定意志。”

　　環境保護需要長期推進、不斷深化

　　于越峰告訴南方日報記者，中國目前在可持續發展以及環境保護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并且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在我國，環境保護總體條件已經具備，但還是面臨一些問題。”

　　于越峰解釋，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環境污染的程度不一樣。雖然國家可以對不發達貧困地區的環境保護問題進行適當政策傾斜和扶持，但這對環境保護問題來說是遠遠不夠的，更多需要地方政府的努力。另外，在我國，環境污染是個歷史遺留的復合型問題，這樣就導致環境保護問題需要長時間、不斷深化，而不能一蹴而就。

　　這個觀點得到牛鳳瑞的認同。他認為，國家注意到各區域之間的差異性，應該實行適度彈性的政策，根據各地的情況統籌兼顧。

　　“任何社會發展都要占用一定的資源，對所在區域的環境都會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在牛鳳瑞看來，目前環境保護問題遇到的最大困難是要在發展、環保中取得平衡。他解釋，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在發展過程中，既要兼顧經濟規模的增長，還要兼顧環境的保護和治理，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最佳平衡點，才是當下政府最需要考慮的問題。

　　在牛鳳瑞看來，我國在發展過程中，要盡可能減少對環境的干擾和破壞，使發展在環境可承受范圍內。我們依靠科技進步，調整發展思路和發展理念，達到自然環境可以承受的狀態。

　　牛鳳瑞認為，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經濟基數越來越大，對環境資源的消耗，對環境資源的壓力也越來越大。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環境保護意識也在提高，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思路上，環境和資源的權重大大增加，這對環境保護工作長期推進大有好處。